“全面二孩”政策的正式实施,目的在于缓解我国低生育率、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问题。可政策启动后带来的短期人口变化,尤其对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领域带来的压力,是否得到了教育界和决策部门的足够重视?如何更加合理地利用现有教育资源,补上幼师、保育员、幼儿园等师资、场地方面的缺口?怎样在人口净流出和净流入城市之间进行均衡因城施策,制定出更为适合当地的教育长远规划,这些都是对公共管理智慧的考量。

教育领域政策的制定,牵涉到千家万户家庭的切身利益,不仅需要政策具有前瞻性,能够合理地适应未来一定时期的社会变化,更需要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性,广开思路、广开言路,避免闭门造车,“关起门来搞建设”“闭起门来定政策”。目前,很多省级、市级示范型幼儿园依然处于封闭式招生的状态,许多小区内部的幼儿园也是“铁将军”把门,只对内不对外。照理说,每一位依法纳税的中国公民都缴纳了教育附加费,可能够享受到“普惠式”幼儿园的,还只是很少一部分人、很少一部分单位。这造成了实质意义上的教育不公,不仅加剧了家庭的教育焦虑情绪,更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。